中科白癜风公益惠民活动 http://nb.ifeng.com/a/20180605/6631976_0.shtml年5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百度地图慧眼等单位发布了《年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中采用职住分离度指标反映职住在空间的分布状态和邻近程度，并结合通勤人口的职住分布图、分圈层的职住分布图和街道单元职住特征空间分类图等对该指标背后的职住通勤状态进行详细展示。与既有研究相比，《报告》中选择的城市案例数量较多，有利于归纳总结职住分离度等相关指标的分布区间和影响因素，避免既有个案分析由于计算标准的不一致而导致指标结果不具有可比性。本文基于中国35座大城市的通勤数据，围绕职住分离度指标进行概念解析、相关性分析和城市分类对策研究。职住分离度相关性解析职住分离度是指不考虑就业差异与人的选择，在既有职住分布状态下通过交换就业地，理论上能够实现的最小通勤距离[1]。由于职住分离度采用集计模型的分区思想，所以如何分区对于计算结果影响较大。本文着重以百度慧眼提供的中心城区通勤人口居住地、就业地等数据为基础，以研究范围内1km方网格为计算单元，网格内和网格间的距离分别按当量圆半径和网格中心间直线距离计算，得到35座大城市的职住分离度指标(见下图)。中国35座城市职住分离度指标值分布统计结果显示，35座城市的职住分离度均值为3.57km，最小指标值超过2km，表明即使在理想状态下，既有的大量职住分布仍无法在2km尺度内实现均衡匹配。35座城市的职住分离度标准差达到1.03km，占均值的29%，其中位居首位(职住分离度最小)的厦门市不到北京市的1/3，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大城市在职住空间匹配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有必要从城市规模、实际通勤分布、职住集聚格局等方面识别相关因素。1）职住分离度与城市规模的相关性不显著，Ⅰ型大城市的职住分离度最小。依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51号)中明确的城市划分标准，35座大城市中包含4座超大城市、10座特大城市、10座Ⅰ型大城市和11座Ⅱ型大城市，各类城市的职住分离度统计值如下表所示。超大城市中深圳市职住分离度最小，指标值与Ⅰ型大城市中的大连市、昆明市以及Ⅱ型大城市中的福州市、宁波市基本接近，整体排名位居前五，而北京市的职住分离度指标大幅提升了超大城市的均值。相比之下，特大城市和Ⅰ型大城市的职住分离度指标波动幅度较小，Ⅰ型大城市的均值和极值也显著小于其他规模类别。Ⅱ型大城市中石家庄市、西宁市和银川市的职住分离度值偏高，直接导致Ⅱ型大城市的指标均值接近特大城市均值。整体来看，职住分离度在统计上并未出现随城市规模的增长而逐渐增加的趋势，各规模类别内均存在指标值相似的城市案例，部分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在职住分离度上反而高于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职住分离度分类统计值汇总2）实际通勤分布与职住空间布局存在显著错位，职住空间均衡有利于缩短通勤距离。以研究范围内1km方网格为计算单元获取的各城市实际平均通勤距离，与居民非集计平均通勤距离的相关系数达到0.85，表明采用该集计方式转化计算得到的平均通勤距离可同等反映居民通勤尺度的实际状态。将基于1km方格网计算得到的实际平均通勤距离和职住分离度指标进行比较，可发现同一计算标准下前者是后者的1.9~3.8倍，反映出实际通勤分布受土地开发政策、产业发展、居民收入、交通系统可达性等因素影响，与职住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错位。另一方面，职住分离度与实际通勤距离、2.5km以内通勤比例、15km以上通勤比例等指标间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79，-0.63和0.62，表明城市的职住空间分布越均衡，越容易引导产生短距离的通勤活动，进而有利于缩短整体平均通勤距离。3）职住集聚格局、职住中心契合度等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职住分离度。年左右，为实现城市规模在城镇化高速发展下的可持续扩张，大城市相继启动了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竞相选择多中心的空间结构作为未来城市的空间扩张模式[2]。如今多数中国大城市在一定范围内已形成多个就业中心，而该格局的空间分布、与大型居住区的分布契合度等直接影响职住分离度的大小。如下图所示，以5km递增半径统计分圈层通勤人口分布，发现职住分离度在3.0以下的城市大致分为以下两类：1)城市的居住热点和就业中心均集中在城区中心15km半径范围内，该尺度圈层集聚的通勤人口规模占中心城区通勤人口总量的80%以上，代表城市有厦门、福州(见下图a)、深圳、南宁等；2)城市各5km圈层的通勤人口规模均不超过总量的30%，其内部的多个就业中心在空间上分布相对离散，部分中心间距甚至超过15km，但围绕各中心均分布有居住热点区与之匹配，由此在更大的空间尺度范围形成职住均衡的多组团格局，其代表城市有大连(见下图a)、宁波等。职住分离度与15km圈层通勤人口分布的关典型城市分圈层通勤人口空间分布相反，职住分离度较大的城市中，部分城市仅在分圈层的通勤人口结构上就体现出空间匹配度较低的职住分布格局。以北京市为例(见上图b)，其10km圈层内集聚的就业人口比居住人口高出近10个百分点，直接导致大量的通勤人口需要从10km以外的圈层进入10km以内圈层就业。与职住集聚格局相比，职住中心契合度对职住分离度指标的影响更加直接。以石家庄市为例，与上述第一类城市相似的是，其15km半径范围内集聚92%的通勤居住人口和87%的就业人口(见上图b)，然而其主要就业中心基本局限在中山路沿线4km的尺度范围，大量的通勤居住热点呈面状均匀分布在10km圈层内(见下图)，导致职住中心空间契合度较差。石家庄市通勤人口居住分布和就业分布基于职住分离度的分类空间解析在过剩通勤理论体系中，职住分离度隐含的前提假设是就业岗位与居住地间可以无差异地相互交换，实际通勤距离则是综合了就业岗位类型要求与通勤者自身社会经济特征的匹配情况、各种交通设施分布状况以及通勤者对就业信息的获取程度等各种因素选择的结果。过剩通勤系数融合了实际通勤距离和职住分离度指标，反映当前通勤状态是否接近于既有职住分布下的理想通勤状态，具体计算公式为[3]：Ec=(Tact-Tmin)/Tact×%，式中：Ec为过剩通勤系数；Tact为实际通勤距离/km；Tmin为职住分离度/km。单从职住均衡角度出发，城市较理想的职住分布状态是过剩通勤系数和职住分离度都小，即该城市的通勤人口与就业岗位不仅在空间上配置均衡，实际的职住匹配关系也相对邻近。由于过剩通勤系数与职住分离度之间呈高度负相关关系(见下图)，绝大多数城市的这两项指标是此消彼长。过剩通勤系数与职住分离度的关系基于35座大城市的职住分离度和过剩通勤系数计算结果，分别采用30%和70%分位数为准，提取职住分离度小于30%分位数、过剩通勤系数大于70%分位数的9座城市作为“错位型”代表，提取职住分离度大于70%分位数、过剩通勤系数小于30%分位数的9座城市作为“固偏型”代表，分别对这两类城市进行重点分析，相关统计指标如下表所示。两类城市集计通勤指标汇总1、错位型城市典型错位型城市中，城区人口在~万人的Ⅰ型大城市占据2/3，超大规模城市仅深圳市一座，Ⅱ型大城市中的代表是福州市和宁波市。空间形态上，9座城市均呈现组团型或团块型分布，没有一座带型城市。这类城市的职住分离度指标为2.1~2.8km，均值仅为2.5km，职住空间分布相对紧凑均衡。在全部35座城市中，9座代表城市的职住分离度指标由小到大排在前10位、过剩通勤系数均排在后11位，反映出职住分离度较小的城市更易归属于错位型城市。实际上，9座城市的职住分离度均值仅为35座城市均值的70%，无论是以1km栅格还是实际路网计算，9座城市的实际通勤距离均值基本接近35座城市均值。既有研究针对职住布局相对平衡下的通勤分离现象进行了许多个案研究，而基于大数据的分析有利于精准聚焦更多的空间单元，为同类问题的捕捉和施策奠定基础。以街道或交通分区为单元，将一端在单元内的通勤按照区内居住区内就业、区内居住区外就业和区外居住区内就业等分别统计，从中提取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空间单元作为错位型城市的重点研究对象：1)区内居住区外就业的规模与区外居住区内就业的规模基本相当，区内通勤比例较低；2)单元的平均通勤发生距离或吸引距离较长，与相邻空间单元实现职住平衡的规模较小。如下图所示，将区内居住区外就业与区外居住区内就业比例均较大的“双重主导型”单元与各单元的平均通勤距离属性进行叠加，有助于识别符合上述条件的错位型空间单元。这类空间单元通常包括多种类别。其中一类是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职住接近和福利分配为理念建设起来的单位社区，社区内的人口构成随着单位住房的私有化改革逐渐复杂，企业单位也随着空间拓展、地价变化改变其原有区位，最终打破核心组团内原有的职住匹配关系[5]。另一类是城市外围按职住平衡规划设计的开发区或产业区[6-7]，尽管在规划之初本着职住平衡的理念为相关产业配套居住用地，但是产业引入类型与最初设想存在差异，居民对住房周边的环境、配套设施等要求也不尽相同，高快速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建等因素使居民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拥有更多的选择，最终致使这类片区并未实现规划之初的职住平衡状态。此外，旧城改造拆迁安置政策、房价市场化波动环境、以学区为代表的公共服务配套建设等因素都影响不同收入群体的住房选择，传统核心区域地租价格的攀升、交通拥堵增加等因素均加速了各类产业的区位选择变化，即使在用地混合布局的区域已经实现了职住空间临近，实际职住通勤关系也将与其背离。深圳市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通勤状态分布2、固偏型城市9座代表城市中，特大城市和Ⅱ型大城市分别有4座，北京市是唯一的超大城市。仅有的3座带型城市中，兰州市和西宁市均属于固偏型类别，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带型大城市更易在其发展主轴上采取职住分离式布局。与错位型城市相比，固偏型城市的职住分离度波动幅度较大，均值接近错位型城市的2倍。其中，北京市的职住分离度超过6.5km，显著高于其他代表城市；石家庄市、西宁市、银川市位于第二梯队，职住分离度指标均超过5.4km；西安市、郑州市、青岛市、成都市位于第三梯队，职住分离度指标为4.1~4.6km。从统计指标看，职住分离度较大的城市更易归属于固偏型城市，突出表现为9座代表城市的职住分离度指标从小到大排在后11位、过剩通勤系数均排在前11位。尽管过剩通勤系数较小，该类城市的职住空间分离度偏高却是导致其常住居民通勤成本较高的主要原因。因此，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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