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来了克格勃（上）
胡杰
文革开始之前，《北京晚报》曾刊发过一篇三千字篇幅的长通讯，报道了这样一则社会新闻：解放初，一个名叫周铜山的的小男孩儿失去双亲，被居委会的王大妈收留。在王大妈含辛茹苦的养育下，特别是在新社会的关爱下，周铜山长大成人，并且成为北京饭店的一名工人。报纸配发了王大妈与周铜山的两张照片，一张王大妈的特写，另一张是娘们儿俩的生活照。因为这篇通讯写得非常感人，引起了强烈反响，编辑部曾收到了近百封读者来信。像这样的事情，当年的《北京晚报》倒也经常发生。时隔不久，文化大革命就汹涌而来。在人们的记忆里，这样一条社会新闻转眼间就被冲刷得干干净净。
有人却不仅牢牢地记住了事儿，还专程按报纸上说的地址，找到了周铜山，并且悄悄地给他拍了不少照片。只不过，有了这样的超级“粉丝”，周铜山与王大妈对此却完全一无所知。
车站怪客
年8月8日晚，山城宝鸡十分闷热，好像完全对不起“山城”这样一个称谓。
宝鸡火车站，一个看上去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坐在西候车厅外的长椅上，焦躁不安地四下张望，像是在寻找什么人。天气很热，他白衬衣外面，不合时宜地套着件外套。一般的长途旅客，不管是新是旧，一般都会带个印着“上海”、“北京”字样的大旅行袋；就是短途旅客，也会拎个网兜，装上点火车上吃的东西。可这个年轻人却只是斜背了个军用书包，他的双腿之间，放着一只装开水的暖水瓶。
建于年的宝鸡火车站当时属于二级站，座落在老城区街道以南的山坡上。简陋的候车厅北面，是几个篮球场面积大小的车站广场，北高南低呈斜坡势。除了南来北往的旅客，这里也是市民纳凉休闲的场所。那么，年轻人是乘凉的当地人？看他身上的行头又不像。只不过，年轻人坐在灯光并不明亮的房檐下，并没有人对他格外注意。如果是平时，年轻人在这里坐上一阵后，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别的地方。但是，这天却不行了。因为广场一侧，30名腰扎皮带、臂戴“军管会”执勤红袖标的公安以及近千名全市抽调的民兵、群众联防指挥部人员已经从四面八方集结到了这里。晚上9点整，他们在宣传车的配合下，将火车站广场封闭，开始清查非法枪支和打、砸、抢、抄分子。
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年，所谓的“文攻武卫”就已经逐渐演变成了全国性的“武斗”。青海西宁“武斗”出动T55型坦克等重型武器；黑龙江伊春“武斗”造成37座政府建筑物被毁，两座军营遭炮弹攻击；内蒙古的“内人党”事件造成5.62万人被杀，蒙冤人数占整个内蒙人数的四分之一；广西“武斗”，造成8.4万余人死亡。陕西各地的“武斗”也不含糊，为此，中共曾颁发了《关于制止陕西地区武斗事件的六条规定》，让驻陕部队派出军人，以“支左”的名义介入当地工作。然而，陕西的武斗并没有因此平息。年12月至年2月，中苏珍宝岛之战前夕，陕西宝鸡地区八所兵工厂开展清理阶级队伍。“极左”的当权派竟把7万职工中的4.5万人，列为阶级异已分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军管会将人宣判为死刑，立即执行，引发次日大动乱，死伤人数据说也数以万计，连军管组长和宝鸡革委会的军代表都在“武斗”中丧命。
年7月23日，中央又向全国各地紧急发出《关于制止山西部分地区打、砸、抢、抄事件布告》。为防止宝鸡地区恶劣形势死灰复燃，8月2日，宝鸡在全市重点目标开展大规模清查打、砸、抢、抄不法分子和私藏武器的决定，以落实中央的布告精神，稳定社会治安秩序。8月8日晚，宝鸡火车站广场的清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的。
听到宣传车的动静，纳凉的市民纷纷散去；乘车的旅客也都老老实实地积极配合，出示车票，打开行李，回答询问。
清查工作开始大约40分钟的时候，有个叫李成永的民兵发现了还坐在那里的那个小伙子，打眼看去，他就觉得这人有点怪。怪在哪儿呢？说不清，不知是他的衣着，还是那只夹在两腿之间的暖水瓶。
李成永三十来岁，是个工厂的电工，平时屁股上老别一套尖嘴钳、试电笔之类家伙那种。在厂里，他的工种是比较令人羡慕的，自由、舒服。但李成永却对这种临时性抽调的活儿情有独钟。单位能派他来参加清查小组，说明他政治上绝对可靠；而像公安人员一样查验别人的证件，又让他有了一种显著的心理优越感。在清查开始后这段时间里，他这种优越感已经从接受清查的人们唯唯诺诺的态度里，一再得到强化。如果说李成永觉得那人有点怪，那么，当他和那个小伙子对视的刹那，他马上感觉这小伙子挺心虚——他虽然没动地方，但他的眼神是在躲避他。李成永喊过身边的搭档豆中才，向年轻人走去：“车票、证件！”
那年轻男子没有动，仍然坐着，只是抬头看了一眼，从口袋里掏出车票，交给了李成永。这是一张8月9日由宝鸡发往山西太原的次车票。
“干吗去？”李成永看了眼车票，又看了看眼前的小伙子。
“看我妹妹。”年轻人一扫脸上的恐慌，变得理直气壮。证件？他有点不乐意地从军用挎包里掏出手掌大小的纸包递给了李成永身边的同事豆中才：“我是从新疆来的。”
豆中才走到电杆下，借灯光打开纸包，看到了一张“新疆墨玉县火箭第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开具的证明，他皱着眉头小声念着：“证明我社周铜山因这里气候条件不适合其身体发生恶化，不能继续工作，准予离职。在我社一切手续都已清楚，现迁移到山西省居住，请当局帮助安家落户参加工作。”
“你叫周铜山？”那男子点了点头。
“‘当局’，‘当局’！谁写的这证明，这屁放的！”豆中才一口的河南话。解放前，历次黄河水灾，都有河南人挑着担子往陕西逃荒，就像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情景差不多。西安河南人多，宝鸡更是有“小河南”之称。和李成永一个厂的车工豆中才，就是在河南人堆儿里长大的宝鸡人。
“少数民族地区，汉字水平有限。”李成永说着从豆中才手里接过布包，发现一张《户口迁徙证》。问周铜山，他的解释是：“先找工作，再安家落户。”
“你是维吾尔族人？”李成永觉得周铜山的口音听起来挺别扭。周铜山点了点头，可李成永和豆中才都觉得他不像。从相貌上看，他完全是个汉族人呀。
李成永伸手拿过周铜山抱着的保温瓶：“新买的？”周铜山又点了点头。保温瓶不重，拈起来像是没装水。李成永揭开木塞看了看，果然是空的。俩人觉得眼前这人别扭，就要求他“跟我们走一趟。”这周铜山坐的这趟车不是明天才发车嘛？审查他一下也不会误他事儿。不容周铜山反抗，俩人推推搡搡地就把他带到广场指挥车旁。
大约晚上10点20分，清查结束。这个名叫周铜山的小伙子与其他三十多个盲流、乞丐、街痞闲人之类，一起被押上卡车，送到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院里，等候着发落。临下车之前，他下意识地按了一下外套左上口袋边缘，有个硬硬的东西在那儿呢。
情报星探
年冬，苏联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斯克区。
高筒皮靴踩着“咯吱、咯吱”的积雪，虎背熊腰的社区政工瓦西里·伊里奇来到斯大林大街72号。这是一栋建于三十年代的高层建筑，标准的苏式火柴盒。穿过一层的一个楼道，一处房门传出不很熟练的手风琴声。伊里奇看了看门牌号，按响了门铃。他提前电话已经约好，有个名叫彼德的小伙子正一个人在家里等他。
瓦西里·伊里奇的身份实际上就是一名克格勃。许多年之后，中国老百姓不断从网络上、电视里，见识一个前克格勃员工的风采：他开飞机，亲自参与高空灭火；乘潜艇，深入米深的贝加尔湖底探险；他喜欢摔跤、柔道和滑雪，拿过列宁格勒大学的桑勃式摔跤冠军，还拿过列宁格勒市的柔道冠军；他骑马、打猎、游泳、垂钓无所不会；安静下来，他还能弹一手漂亮的钢琴。俄罗斯曾经流行过一首歌，名叫《嫁人要嫁普京那样的人》。对，他就是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的普京。
资料显示，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于年3月13日由“契卡”组成的情报反谍机构。总部设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附近的卢比扬广场，工作人员1万余人。下设18个局，间谍、反谍和技术保障部门编制20万人；边防军由该机构管辖达到30万人；克格勃在全国的“线人”达万，充斥在各个行业部门；克格勃在世界各地的谍报人员也达到25万。这个庞大的情报体系，是凌驾于党政军各部门之上的超级机构。它们只对苏共中央政治局负责。其权力之大，超出任何国家的特务机构。克格勃第一总局主要负责对外情报侦查业务；对驻外国间谍机构实施领导，并从本土侦查，指导他们所在地区和国家安全机关第一线，即情报侦查分队的工作。会说一口流利德语的普京，就曾被第一总局即对外情报局派往东德工作五年。
那么，在前苏联，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克格勃呢？
因为克格勃权力大、待遇高，又有神秘感，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个具有巨大吸引力和诱惑力的工作。不过，克格勃的门坎高，可不是谁想进都能进得去的。为了有效地履行职责，其所有机关，驻外机构和各个总局都制订了十分严格的制度，细致到每名工作人员的职责。它的“进入制度”规定，凡是苏联公民、工人、学生及加入苏联籍的外国人，经过考查、考试、考核、考验都可以加入情报组织，特殊的重要的外派和国内岗位，则由卫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遗孤和英雄后人担任。但在具体人选上，克格勃有着严格的原则。
比如在莫斯科、列克格勒，当地老百姓都知道克格勃的办公大楼在哪儿。我想加入克格勃，毛遂自荐行不行？爱因斯坦不是说过嘛，对于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胜于责任感。毛遂自荐者只要条件符合，是不是也应当纳入视线？然而，答案却是否定的。克格勃录用原则第一条，就是拒绝自荐者。这是由诸多心理专家和从长期实践中积累经验的结果。他们认为，这些自我推荐的人往往动机不纯，这种人很可能会是地方有意安插的特工人员；毛遂自荐不行，那么中国式的“举孝廉”行不行？一个单位发现确实优秀的人才，能不能推荐给克格勃？答案也是否定的，原因同上；间谍、特工都需要独立应对很多问题，随时可能遇到危险，能否化险为夷往往要考验其智商，那么，克格勃录用工作人员是不是首先要录智商高的人？又错了。克格勃的录入原则之三，就是坚决不收智商特别高的人，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人潜在高风险，尤其是具有叛变风险。虽然他们很聪明，但他们往往心理素质差，遇到艰难险阻时首先想到的是退缩，缺乏坚韧性，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这种人一但被敌人捕获，最容易叛变毁掉整个组织。
拿破仑说过，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军队需要想当元帅的士兵，那克格勃呢？答案是不需要。克格勃的第四项录用原则，就明确说不需要那些野心大的人，也就是所谓志向远大有抱负的人。他们认为，这种人在事业和仕途中会不断把精力放在寻找各种往上爬的机会，工作成果往往比较出色。但他们致命的弱点是，一但感到没有了前途，消极情绪马上会暴露出来。个人利益成为他唯一的心理期待，就会经不住敌方诱惑利用。克格勃是为国家而存在的，追求高官厚禄的人就不能适应克格勃的工作。
瓦西里·伊里奇这样一个基层的克格勃工作人员，有一个工作任务，就是物色情报人员，为克格勃吸收新鲜血液。那个时候，克格勃急需的，是派往中国的情报人员。
六十年代，苏联已经把中国列为美国之外的主要敌人。年，克格勃特别行动局第六处与哈萨克斯坦情报组织、苏联驻新疆机构，煽动新疆地区的伊犁、塔城、阿尔泰等20多个县6.7万多人，从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和清河多公里的边境逃往苏联，有两个县跑得只剩下几百人。这就是著名的“伊塔事件”。中国原子弹、氢弹试爆成功、第一颗通讯卫星上天之后，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兵力由原来10个师18万人猛增加到54个师万兵力。从年10月15日至年3月15日，在中国边境挑起事件达到多起。年3月，珍宝岛之战让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但老百姓并不知道，年8月13日，新疆塔城铁列克提边防站79名巡逻的中国军人遭到苏军越境围攻。名苏军士兵在六辆坦克、两架直升飞机的配合下，将包括一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在内的79人全部击毙，并且用火焰喷射器焚毁了他们的尸体。一名留在营房做饭的小战士被苏军俘虏后，打上麻药带到了莫斯科，游街示众三天，任凭市民往他脸上吐吐沫。还是周总理数次抗议之后，一个月后，小战士才被苏军放回被俘边境。宝鸡山城的那次大清查，发生在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前五天。
随着中苏关系彻底决裂，中苏边防部队进入战争状态，剑拔弩张。克格勃迫切需要了解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报。年上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在会上就强调过从华人中发展情报人员的工作。从那时候起，瓦西里·伊里奇就一直在悄悄地注视、考察着这个彼德，至此已经接近一年了。
门铃响过，门开了。一个年轻的中国人面孔出现在瓦西里·伊里奇的面前。没错，他正是彼德。
不速之客
年8月8日晚，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
换了地方，审查周铜山的人当然也换了。油漆脱落的办公桌后面，坐着两个十分严肃的公安人员：政保组长于润民和他的部下王光满。按人家的要求，周铜山无奈地把身上所有东西掏出来，包括人民币，粮票和其它小物品，一件一件放在桌子上，接受检查登记。
“还有吗？”
“没，没有了。”
“站起来。”王光满声色俱厉。
周铜山从椅子上站起来。王光满伸手搜他的口袋。掏了一遍，又从上到下摸了一遍，什么也没发现。王光满心有不甘重新再来一遍，这一遍却摸出了一件东西。
王光满早就留意到，周铜山跟人不一样，大热的天，衬衫外却穿着件外套。这第二回，王光满从他左上口袋底部边沿，发现一根约3公分长的硬东西，手伸进口袋里摸不着，用手掌平抚才感觉到这东西不是口袋的边折，而是个条状硬物。王光满从文具盒里找到了一枚大头针，让周铜山脱掉衣服，他用大头针挑断缝线，那东西竟然是一根圆柱玻璃体。他问周铜山这是什么，周铜山一头雾水一样，说不知道：“会不会制衣人恶作剧放进去的？”两个公安人员对着灯光看了几遍，也没看出个名堂。
王光满翻他口袋时，于润民也没闲着。他从周铜山的军用挎包里发现了两只高约2公分、直径约1公分的黄色玻璃瓶。瓶体上没有粘贴任何说明标签，只是金属铝皮密封盖上有点色差。对这两只小瓶子，周铜山的说法是：他有肾病，这是治病的抗菌素。于润民将信将疑，登记后按他的说法做了注明。在检查保温瓶时，于润民感觉这个空瓶份量似乎不对，摇了几下去掉了底座，秘密暴露了。瓶胆与瓶壳中间塞有一个纸包，掏出来打开竟然是一叠崭新的人民币。票面每张5元共90张。于润民心细，他发现那些钱不仅新，而且都是连号，是五十年代印制的。那年月，一个士兵一个月的津贴是6元钱，一个工厂的学徒工一月十几元。加上他口袋里的钱，这周铜山身上一共有元钱。哪有人带着么多现金到处乱跑？问他是不是偷盗的，周铜山却嘴挺硬，说他不是贼，他的钱是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之所以放在暖水瓶下面，就是怕丢。
夜已很深。政保组办公室里，除了端着茶缸大口喝水的声音，就只有小闹钟秒针“铮、铮”走动的声音。政保组长于润民用手上的烟头重新点燃一支烟，静静地打量着眼前这位“怪人”。周铜山不像个小偷，作为老公安他一眼就看得出；但是，这个家伙却好像是狗窝里的一只狼崽，浑身散发着异样的气息：文化大革命已经三年多了，“人民公社管委会”、“公安局”等名称早已变成了某某公社革命委员会，某某公安机关军管组。“周铜山”的证件上怎么还会出现“人民公社管委会”、“公安局”的印鉴呢？难道新疆和内地会有这么大区别吗？周铜山的火车票已勾画出他的行动路线：7月29日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到兰州，又从兰州到郑州，再从郑州到北京；接下来，他的落脚地又分别为太原、石家庄和宝鸡。短短十天，他跑了小半个中国。就是红卫兵串联，也没这么个跑法吧？这不，他来宝鸡的时间是8月8日上午6点45分，这又买了去太原的次车票。一个人带着这么多钱跑来跑去，他究竟要干什么？
“你一会说到北京看姐姐，一会儿说到太原看妹妹，你究竟有几个姊妹？你准备把户口迁到太原什么地方？你的临时驾驶执照上为什么不填写有效日期，驾照上的‘李佐臣’是谁？”
于润民把他的疑问写在了一页纸上，然后开始接连发问。周铜山被问得闭上了嘴，再不肯说一句话。于润民拿着那根刚从周铜山外套里搜出来的玻璃棒看来看去，突然灵机一动：
“周铜山，你会背诵《毛主席语录》吗？”
文革中，像周铜山这样的年轻人要是不会背几段《毛主席语录》，那不成了怪物了吗？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凌晨四点，周铜山终于开口。他虽然背得有点嗑巴，但于润民却显得兴致很高：“光背不算，唱一首，哈哈，唱一首语录歌。”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这一唱，不对劲儿了。跑调跑得没边了，两个公安人员一夜的疲惫在一阵哈哈大笑中一扫而光。“你不是杀人犯，就是被通缉的逃犯。”于润民突然收起一脸的笑，很凶地盯着周铜山：“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中国人！”
“不。你不要胡说。”周铜山急了，摆着两只手否认，还耸了一下肩头，做了一个双手向外分摊的动作：“你是长官，有权可以胡说，给我戴一顶高帽子，我抗议。”
“胡说……？”于润民走到周铜山身边扯着他的衣服：“就拿你这身衣服来说，这件白短袖衬衣是上海工农服装厂生产的；这条蓝裤子是江苏江南服装厂生产的；你穿的这双黑皮鞋是四川成都第二制鞋厂生产的；你那个挎包里的中山装是北京海淀区第二服装厂生产的。你照照镜子看看，哪一件是合体的，不是宽就是窄，不是长就是短，从里到外都是新买的，一次都没洗过。就连你的三枚毛主席纪念章也是崭新的。你说，你那些旧衣服弄到那里去了，还什么长官长官地叫，只有国民党才这么叫……”
“对。我看，你就是个特务。”王光满恶狠狠地说：“不说，让你吃不了兜着，旧衣服扔哪啦？”
“扔到拉圾堆里了。”
“衣服上肯定有血渍，你不是杀人犯是什么？说呀！”。
周铜山看上去很反感，再次闭嘴，一声不吭。
于润民、王光满一夜没合眼。天一亮，让人看住周铜山，他们就赶到军管会跟领导汇报。天亮后，周铜山又被押到了宝鸡驻军某部招待所一间客房里，由军代表以及政法组政保组的其他几个人接着审。又经过一个白天的车轮战，晚上10点钟，筋疲力尽的周铜山终于抗不住了，他的供述吓人一大跳：
周铜山生于年12月19日，原籍北京市人，住东城区建国门大牌坊胡同70号，汉族，完小文化程度。生父周华亭解放前在北京电车公司当电工，年病逝。其母王淑清，满族人，做什么事不清楚。年，他妈嫁给了一个叫李佐臣的苏联人。婚后，李佐臣带着他妈以及他们兄弟俩去了苏联，定居在新西伯利亚州阿尔斯克区斯大林大街72号。他在苏联上了几年学，初中毕业后与哥哥一块儿在建筑公司工作，做泥瓦工。周铜山交待说，他们哥俩在苏联生活不习惯，也适应不了当地的气候，特别是受不了当地人的歧视。他的继父喜欢酗酒，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喝醉了常拿他们母子出气。他早就想偷偷逃回国内，但直到最近才有机会。回来后，他才发现国内正搞文化大革命。“我怕被人当成苏修特务，就在乌鲁木齐买了假证件。我穿的衣服是苏联做的，怕招惹麻烦，就买了新的换上后把旧的扔掉。”
周铜山说，因为出生在北京，所以对北京有感情。他想到他儿时生活过的胡同去看一看。可到了北京，他发现很难在那儿落下脚，就决定去石家庄或太原。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两个省城也是一片乱七八糟，这让他很不适应。他于是决定找一个中等城市落脚，慢慢找工作。火车上听人说起宝鸡，他就临时动意来了宝鸡。可来了一看，这儿也挺乱，就想再回他认为相对还好一点的太原。如此这般，他才在火车上过了这么多天。
这个时候，珍宝岛之战刚刚过去五个月。一个小伙子居然能够只身从苏联来到国内，从新疆跑到了北京，这事儿还了得？10日一早，宝鸡方面就在第一时间向省政法组和宝鸡地、市革委会作了书面汇报。
“维静同志”
听到门铃声，年轻的彼德放下手风琴，出来开门。
彼德是一个苏籍华人，他的中国名字当然不叫彼德。12岁以前，彼德是在北京的大杂院里长大的。他之所以会来到苏联，是因为一个叫李滋利钦柯的白俄成为他的继父。年，彼德随母亲、哥哥一起跟着李滋利钦柯回到苏联。当时，李滋利钦柯曾希望定居在莫斯科，但战争夺去了苏联两千多万人口，地广人稀的远东地区才是国家希望新移民去居住的地方。他们一家最终获准的居住地，是新西伯利亚。
经过几个月的折腾，一家人终于在新西伯利亚州的阿尔克斯区稳定下来。赶上学校开学，在北京读了完小的彼德和哥哥开始重新上小学一年级，从俄文字母学起。彼德也就是那会儿开始有了自己的俄文名字的。
和哥哥相比，彼德能更快地适应生活的这种变化，也以自己是个苏联人而自豪，虽然他长着一副中国人的面孔。喝着热茶，彼德和瓦西里·伊里奇聊起北京。虽然有时候他也会怀念小时候大杂院里生活，但他觉得苏联的生活还是舒服很多。比如，新西伯利亚冬天虽然寒冷漫长，但这里的暖气早早就供上了，而且家家户户24小时可以洗热水澡。而北京是要烧煤球的，冬季的胡同里总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煤烟子味道。
离彼德家不远，有条鄂毕河。夏天，彼德和哥哥常到河里游泳、摸鱼。这里的鱼特别傻，见人游过来也不知道躲避。每次游泳，哥俩儿都会有所斩获。哥哥有回用拳头就打昏了一条足有3公斤的大鱼。彼德的妈妈很会烧鱼，只是她烧鱼时会念叨，这里的调料太少，否则味道会更好吃。
本来，彼德一家在苏联生活得还不错。但是，中苏两国交恶后，他们家就受到当地朋友的疏远。特别是两国交战之后，一家人更是受到了克格勃的监视。这个时候，彼德与哥哥都已经初中毕业，在一家建筑公司当建筑工人。因为这个原因，哥哥谈的一个当地的女朋友，也和他分手了。为此，彼德哥哥有一次一气儿喝掉了一瓶子伏特加。在此之前，他一点也不爱喝这种像医用酒精一样的烧酒。
再后来，社区政工瓦西里·伊里奇突然悄悄找彼德谈过一次话。头一次，瓦西里·伊里奇问了彼德一些个人经历和家庭经济状况，在中国境内还有些什么社会关系。再以后，瓦西里·伊里奇又问过彼德对中苏关系的看法、对苏共的认识等话题。彼德是个华人，本能地鍖椾含娌荤枟鐧界櫆椋庣殑璐圭敤鍖椾含涓鐧界櫆椋庡尰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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